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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就在外面等着
 

作者:提尔曼·斯宾格勒

  “老吴家昨天运来了过冬的煤,差不多有200斤,说不定更多,都堆在他们家门口呢。”

  “他儿子明天才从城里来。”

  “在城里想把煤就这么堆在大街上可不容易。”

  “马上就会给偷走,最迟过一夜就没了。”

  “城里现在又抓了好多人,他们在电视里播的。”

  有相当一批中国的先锋画家住在宋庄,这是一个离首都一小时车程的小村庄。如果搭汽车,就算有座位,也得要坐很久,而且还不是总有位子的。

  “不一定每天都有汽车。”在公路边卖菜的一个年轻人称。艺术家们居住的已经不能叫做村庄。那些传统风格的中国北方农舍布局如同棋盘一般。也许是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里,力求笔直路线的主管部门把原来的村庄变成了一个个模范生产队,无论如何这里没有任何历史留下的混乱痕迹。只有不同大小的农庄,或者一个留给寺庙的空地,一个荷花池,也许甚至是一块墓地。这里房屋的建筑也遵循严格的几何规则。院子由一个光线明亮、拉长的长方形屋子构成,屋顶由几根独特的老方梁支撑着。大部分建筑的布局都是把一个传统的中国北方的内院圈起来。同样具有传统中国北方特点的是色彩:墙壁是一律的白色,波浪形的瓦是古典的灰色。在内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砌好的井、鲜花、爬藤的蔬菜。如果这里是村庄,而没有那么多人工的设施,所有的东西本来都会亲切地增强我们对中国村庄的田园印象。
“明年要建新坟了。”

  “其实只要把旧的清掉就成,建新的其实是白花钱。”

  “我最近在城里见到很小的挖土机,和马差不多大。”

  “马又不能挖土。”

  在宋庄这里虽然没有艺术市场,但有着比中国其他地方都多的艺术家。“好几百画家,连家属都算上的话。”我们的来自歌德学院的向导颇为内行地说。如果城里的工作允许的话,他也想在这里居住并画画。出于礼貌,他想掩饰他的囊中羞涩和他宣称的对“非现代”的热爱。他对于杨柳风光充满了热情,还有这里随处可见、吠声此起彼伏的狗。

  画家方力钧有两条特别好咬人的狗,他正要起程去上海,但还是留出时间为我们打开画室的门,并把客人带到远离动物的安全地带。

  方是中国前卫艺术最有名的画家。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引人注目的光头形象——有时出现在花雨中——呆视着观众。批评家从这些神秘的形象中看到了“充满渴望的、几乎乌托邦式的要求”或是“完全的迟钝状态”。

  “他画的色彩很耀眼,为了远离北京近郊的荒凉。”

  “不是远离北京。他喜欢北京。不,他是想远离他的童年。”

  “他在哪儿长大来着?”

  “河北什么地方。”

  “反正他是在严格的社会主义教育下长大的。”

  门外停着一辆外国产的越野车准备启动,这些富有的画家们穿着黑色的外衣,显然是小时候滑雪时不穿紧身裤的日本人的设计。他们宽敞的画室兼作陈列室、沙龙和储藏室。如果我们还生活在皇帝时代,这些屋子会有些悦耳的名字,如“平湖秋月”之类,但是在我们不安定的后社会主义时期,它们甚至连房门号都没有。
  
  那些没那么富裕的画家合租画室和住处,把他们的衣服晾在内院南边的厨房里。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11月初,在这样一个阳光几乎透不过云层的天气,这场景看上去有点像施皮茨维格的后院风景画。

  “……要办个展?”

  “不完全是个展,有几个南京的也被邀请参加了。”

  “他们想在这儿干什么?”

  “南京什么时候也开始有Informell了?”

  “做目录要小心,我认识那个展商,他喜欢在印刷上省钱。”

  在这里聚居的大部分画家,几年前都在城外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居住,或者常在那儿碰头。来自艺术界各阶层的摇滚乐手、街头诗人和落魄汉构成了一个奇特的舞台。那里有时喧嚣热闹,有时陶醉浪漫,有时又破败邋遢,就像年轻的中国作家们的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这些作家除了保持传统的叙述规则和政治上的临界态度外,对其他什么都满不在乎。
官方对待这些喧闹举动的态度是愤怒、怀疑、惊慌,也许还带点嫉妒。

  住在京城的西方人喜欢带他们的客人到这里来,向他们“展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对此,艺术家们并不反感。外国人会带来些杂志、目录、书籍和CD,从中可以学些东西,无论如何,还可以把它们制成翻版,继续销售。

  “老鹿的第一系列是在法国大使的家中展览的。”

  “在私人住处。”

  “如果一个大使搬走,房子就要被修整。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撕掉,墙纸什么的……”

  “对于画展来说没有比那更好的地方了。”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看。”

  在圆明园附近原来的画家村一带,第一批文化考古学者们已经丈量着这些叛逆的现代人从前的温床。不过这是北京。在宋庄这里,人们能感受到与首都的距离,也能感受到那些疯狂年月的距离。当然,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基点,但互联网会带来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标准,它随时提供世界各地艺术市场的最新动态和各个展商及画廊主们的新奇念头。从纽约到伦敦,从杜塞尔多夫到东京,不论是对Per Kirkeby还是Jeff Koons,对Sigmar Polke抑或Jenny Holzer,他们都能冷静而最快地作出反应。政治?当然要,不过总是在美学的监护下。在一个工作室里挂着一个著名同行的画,他把几十张照片拼在一起,这些照片拍的是写在各种砖上的“拆”字。“拆”意思指“拆除”,这些砖属于那些旧的中国民居,它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这幅画题名为“中国”,它传达的信息直接而具有批判性。不过就算看不懂上面的字,人们也能领会它所施加的影响。我们将被展示的艺术流派之一,就叫做“玩世现实主义”。

  “他们把我的文章发表了,不过关于安塞姆·基弗的那一段被删掉了。”

  “一定是张干的。他脑袋里总有一根党的路线。”

  “脑袋里和骨子里。”

  “……他总有本事把你的画展弄糟。”

  “……因为消防局没批准或你这里没有厕所之类的原因。”

  告别前,我们和这里所有的先锋艺术家们一起到餐馆吃饭,馆子位于一边通往机场,一边通往城内的一条宽阔的大路边,插着各个国家的旗帜,使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里面的装潢金光闪耀,女服务员们脚穿高跟鞋,身着高叉裙,盘着高发髻,打扮不太像农村的式样。已经有人帮我们在二楼订了一个漂亮的小包间,我们的东道主,一位评论家,一边周到地研究菜单,一边向我们解释,这家饭馆的口味并非是针对当地小农民的。

  吃着冷盘时我们聊起“先锋”的概念。

  “我们从来不会这样称呼自己。”一个实验画家说,“先锋,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社会主义,像‘工人阶级先锋队’之类的,或者听上去像军队。”

  “我们红骑兵英勇的先锋队一举攻克了……”

  他用餐巾纸吹了个口哨。

  “Avantgarde”翻成德语也叫“先锋”,它和艺术家们在农村的生存状况有什么关系吗?

  “除非它意味着保持距离。”

  得保持距离,得给人感觉独特、少有,谁对国际市场反映迅速,他就错不到哪儿去,不过要让人看得出自己的中国来历。

  对谁保持距离呢?

  对所有的责任、流派、运动、奖励、国家的任务等等……要马上说“不”。如果他只在互联网上出现,很多事处理起来会容易得多。

  “咱们在这儿有什么可害怕的。”一个画家喊道。我们已经把大衣穿上。“院子里我们有狗,全世界我们有市场。”

  “就是在中国没市场。”一位来客反驳道。

  “运气就在城外等着呢。”画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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